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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文世界︱喻岳平:明叔

时间:2021年09月27日    作者:和通社《亚洲艺术》    浏览量:19305

散文世界︱喻岳平:明叔

图为父亲的灵棂旁,叔侄相见无语


明叔这次患痛风,躺床上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。

1953年8月,明叔出生在宁乡县南岳庙童家冲,现在叫流沙河镇瓦子坪公社。父亲在世的时候,十天半个月,明叔给父亲去电话,电话里明叔像小时候一样喊父亲:三十哥。父亲是奶奶三十岁那年生的,父亲的小名叫“三十伢子”。

明叔是老疙瘩,上面有六个哥哥,一个姐姐,我父亲排行老四。在我们老家,很少喊“伯父”。“伯父”是城里人的叫法。我们都喜欢叫“爸”,“大爸”“二爸”“三爸”,顺口、亲切。

大爸运气好,在常德港务局的一艘拖船上当轮机长,吃的是国家粮。拖船从船头到船尾有十二三米,船上有吃饭、睡觉的地方,连洗澡都在船上。家里人多,过了两年,二爸去海南当兵,在岛上熬了三年橡胶,因为表现好,部队送他去北京公安学校进修,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一所劳改农场工作。那几年,中苏闹摩擦,奶奶在家担心害怕,成天抹眼泪。家里给二爸写信,信在路上要耽搁一个多月。

1958年深秋,父亲十七岁,茶陵煤矿招矿工,父亲报了名。临走,父亲只穿了件单衣,蹬一双草鞋。爷爷送父亲到流沙河,明叔嚷着也要跟着去,十多里山路,爷爷和父亲换着背他,明叔趴在三十哥的后背上问:镇上到茶陵,三十哥走路还是坐汽车?明叔还没见过汽车,父亲也没见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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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叔写的《我的记忆》,只写了15页

 

明叔五岁才记事:老家门口有两棵梧桐树,到了九月,树上结满了梧桐籽,捅下来,砂锅炒熟,磨成粉,抓一把糙米,煮糊糊吃。上秋,奶奶带着梅叔、明叔,去后山自留地里挖红薯,蹭蹭,咬上一口,又脆又甜。

后来,农村兴了一年的公共食堂,大人每餐二两米,小孩子一两,有句顺口溜,明叔一直记得:叮叮当,叮叮当,进食堂,一两米一碗汤,三口喝精光。

明叔七岁,在新屋小学读书。学校是一个姓王的原国民党团长回老家岀的资,私熟先生是个老头,花白胡子,“之乎者也”却不会汉语拼音,明叔到现在也不会拼音。那时,一周上六天课,一、三、五,六节课,二、四、六,五节。每天要挨到下午三点——肚子饿得“咕咕”叫了才放学。读小学三年级,学校有位姓唐的女老师,听说明叔家杀猪,托明叔买点猪肉,反复交代只要肥肉。肥肉能榨猪油,油渍炖萝卜丝,香,跟过年吃肉没有区别。

1964年下学期,明叔转学到大田方高小读书,五六里山路,天不亮,揣一块头天晚上在火炉边煨好了的红薯干,出门,一块红薯是中午唯一的干粮。

有一年,明叔把二爸送给他的一支红光牌钢笔弄丢了,为这事,明叔哭了一个下午。明叔知道,那支笔得花好几块钱。明叔的书包里有四五根铅笔头。明叔很少用钢笔,他担心钢笔字写多了,笔尖会磨秃。

明叔高小毕业,考上了宁乡七中,正赶上文化大革命,学校停课,明叔辍学回家,跟在奶奶身后,下地干活,每天挣10个工分。1970年,县里武装部招兵,明叔戴上了大红花,第一次坐上了四个轮子的汽车。明叔在北京当建筑工程兵。我家镜框里有一张明叔执勤的彩色照片,照片很鲜艳,像女同志出门脸蛋儿扑的粉。那个时候,照片黑白的多,染色另外加钱,加多少,我不清楚。我撵着屁股问初中同学兆军——他爸是厂长,参加过上甘岭战斗,兆军伸出两根手指头:两毛钱。我不相信,两毛钱能买三个田字格本、一块喷香的橡皮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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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叔的青葱年华

 

有一年,明叔来我家。那个时候,明叔瘦,留分头,露出很宽的额头。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德叔,德叔是父亲的五弟,两三岁时就过继给了姑外婆。晚上睡觉,明叔跟我哥一个床,我和德叔一个被窝,我看德叔里面穿了件海魂衫,忙把自己右肩膀上露了个大洞的短白背心脱下来,掖在枕头底下。

明叔复员转业后,去了东北,是二爸联系的,二爸扔给明叔一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苏联小说,说:好钢要在火炉里淬淬。明叔干活回来,蜷在被窝里看保尔·柯察金,看冬妮娅……除了鹰钩鼻外,二伯母说:明叔跟保尔有点像——也是分头、宽额,外套衣领立起来。

那个时候,东北比现在冷,冬天零下三四十度,天寒地冻。二爸家住地窨子,明叔从小在南方生活,没见过地窨子,以为是农村储藏红薯、土豆的地窖,或者是深井。到二爸家后才知道:这地窨子其实很简单——就着土坡,挖了个土洞。一半在地上,一半在地下,上边用树枝和茅草搭了个顶子。我1990年大学毕业,分配到大庆油田,去王进喜工作过的铁人一口井参观,看到那儿有一大片废弃了的地窨子,顶子坍塌下去了,露出一节节腐烂不堪的木头。

明叔在东北只住了一个冬天,他的一双手冻成了包子,他哭着跟二伯母说,要回老家,他不敢跟二爸单说,他怕二爸骂他吃不了苦。明叔调回湖南,在益阳南县的一个农场里当售货员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售货员可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工作,风吹不着,雨淋不着,太阳晒不着。明叔以前在北京当兵,去过北京百货大楼,见过全国劳模张秉贵,比起张秉贵来说,同样是三尺柜台,明叔觉得自己差十万八千里。后来,明叔担任保管员,仓库里到处是红“囍”字的洗脸盆、热水瓶、搪瓷缸、缝纫机、鸳鸯枕、永久自行车、杭州丝绸被、上海名牌手表……明叔屁股上坠的钥匙多的时候有三四十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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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年代,好多东西要凭票才能买得到

 

那些年,明叔得的奖状,先进工作者、优秀共产党员、生产标兵,贴满了东西两面墙壁,到现在,明叔家里铺的床单、盖的被子,不少是还是单位发的奖品。

明叔根红苗正,人又精神,供销社好几个大姐帮明叔介绍对象,明叔一个都没去看。明叔有中意的姑娘,姑娘姓黄,跟明叔在一个国营商店,大长腿,细身板,一双柳叶眉像弯弯的明月……明叔结婚时,给父亲拍了封加急电报,电报上只有四个字:“结婚 速来”。父亲一头挑了两条十多斤重的洞庭湖大麻鲢,一头挑着三岁的老妹,和母亲坐轮船,又倒了趟汽车,赶到了农场。那天下雨,仨人进屋,鞋子上黄泥,蹬都蹬不脱。

明叔家只生了一个姑娘。八十年代,赶上计划生育,广播、电视里天天在喊:“少生孩子多种树,少生孩子多养猪。”“超生一胎一万四,二胎两万五千整。”明叔一个月才三四十块钱,穿衣吃饭,别说一万四,就是四百,也拿不出。

明叔会拉手风琴。下了班,明叔拉一会《喀秋莎》,每次拉这首曲子,明叔便想起东北漫天飞舞的雪花,想起二爸家冰冷的地窨子,想起保尔·柯察金,想起冬妮娅。有时候,明婶坐在一旁和唱,明婶年轻时就爱唱歌、爱美,脸上擦雪花膏(散装的雪花膏一毛五一瓶,内部价)。明婶拿手的曲目是《我们的生活比蜜甜》。

明叔的单位后来改制,改黄了,职工下岗,只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。再后来,明叔得了病,花费了十多万,好在有公费医疗,能报销一部分。

说起医药费,明叔两眼放光。明叔说亏得他自己记性好,转业五十年,却一直记得指导员的名字和籍贯。书信联系上后,指导员把明叔的情况反映给部队,部队上很快给明叔办好了慢性病证明。

即使这样,明叔每年扔在医院的钱,还得六七万。

九十年代,明叔的姑娘“下海”,在火车站附近租了间门面,卖牛仔裤,明叔、明婶去广州上货,一包包背回来,再一件件批发出去,挣十块八块差价。短短几年时间,明叔家住上了楼,一百三十多平方,明叔说他一辈子没住过光线这么亮堂的房子。

明叔家三个外孙,大的十三岁,开学上初中一年级,老二读小学二年,小的六岁,天天围着明叔身边转,“外公、外公”地喊,吵得耳根子痒,明叔高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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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叔家三个可爱的小外孙

 父亲去世的当天,老家来了十多个代表,带队的是梅叔和明叔。在父亲的灵柩旁,我握着梅叔、明叔长满老茧的手,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。

 上半年,梅叔约了三爸、姑父去看明叔,你一言,我一语,讲起小时候炒梧桐籽,挖五十伯家红薯吃的事,仨老头不约而同地“呵呵”乐出声来,明叔躺在床上,也跟着笑,笑得一旁的小外孙直楞神。

有事没事,我给明叔打电话,明叔还是老样子,喊我“岳平”。明叔嗓音低,“岳”读四声,明叔却每次读成三声。明叔喜欢问我这问我那,问孩子结没结婚?爱人退没退休?他知道我爱人的名字。我跟明叔说:拉首《喀秋莎》听听。明叔直摇头,苦笑:好久不摸,拉不成音。

明叔这一年里,多数是明婶在照顾。照顾人可不是个轻巧活,明叔每天吃流食,明婶换着花样儿做,熬骨头汤,煮鸡肉丝粥,放大枣、枸杞、配青菜叶……一个月不重样。我跟明婶视频,明婶一边忙做饭,一边和我说话。明婶没啥变化,还是满头的黑发。

明年这个时候,明叔进六十九。在我们那,给长辈做寿有“男进女满”的说法,我在电话里跟明叔说,人活七十古来稀,争取明年回去。到时候,我来贴对子:寿比南山不老松,福如东海长流水。横批我都想好了:“仁者有寿”。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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